这是某中超队老板与球员的真实对话。
赛季开始前,他夸下海口,赢球就有赢球奖。赛季结束后,球员询问何时兑现奖金,老板态度蛮横,拒不理会。
而对于更多的球员来说,甭说奖金了,连正常发放薪水都是奢望。
截至2023年1月底,尚未解决2022年之前的欠薪俱乐部多达7家,这其中既有老牌球队国安、申花,其余5家是深足、沧州、广州城、大连人与河南嵩山龙门。
“发工资就像俱乐部赏你一口饭吃一样。”一位球员抱怨。
欠薪数月,无法转会,上诉无门,这是某中国球员今年1月初的境遇,也是这3年多来无数职业球员的缩影。
上至国足队长,下至普通球员,无不在此之中。
只是,如今的疫情已成明日黄花,但中国足坛的欠薪潮仍在蔓延……
揾食艰难
2022年4月29日,上海海港发布公告,官宣了张琳芃的加盟。在告别效力了11年的广州队时,这位国足铁卫动情地说:
“我经历了中国足球最好的时期,也经历了中国足球最不好的时期……”
当年,张琳芃以1200万的转会费南下恒大时,他的薪水随之突破百万,并在五年后突破千万。
而当他离开时,他和他的一帮昔日大牌队友,只能在等待薪水和获得自由之间做出抉择,毫无疑问,张琳芃选择了后者。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,用一句粤语的成语来形容就是:
“揾食艰难。”
对于这种情况,接触体育仲裁近10年的律师张冰很无奈。
“面对2个月以上的欠薪,外援直接上诉FIFA,一裁定就给自由身。国内不行,哪怕欠薪时间再长,中国球员都必须上诉仲裁委员会,才能拿到自由身。但足协效率真的慢,一般得等五六个月。等到仲裁结果下来,要么已经关窗,要么很久没球踢,这对吃青春饭的球员来说真的不公平。”
3年来,张冰透露,自己累计处理超过50起球员仲裁,男足30起,女足20起。前国脚,现效力于海港的李帅就是其中之一。
2021年11月,已经被大连人欠薪1年多的李帅委托律师张冰办案。转年4月29日,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定大连人欠薪属实,必须在15日内偿还薪资,同时给予自由身。
但面对这有利于自己的判决,李帅乐不起来,因为仲裁结果出炉的时候,距离中超的转会窗关闭只剩4个小时。李帅根本来不及完成所有转会证明。
当晚整点一过,转会窗口关闭,李帅成了一个无球可踢的中国国脚。
四个月后,李帅加盟海港。
尽管荒废了四个月的时间,但李帅还是幸运的。他属于中国球员中为数不多的既有维权意识又有行动力的人,他也因此拿到了欠薪,且被裁定为自由身。许多人像张琳芃等,很多时候只能在欠薪与自由面前二选一。
此外,还有许多球员迫于俱乐部压力,不敢站出来发声。
此前某位当红国脚尝试维权,他的代理人却遭到了俱乐部老总的电话炮轰与破口大骂。
这位老总,已经因为新一轮足坛反腐的深入而被抓。
像这样嗷嗷待“捕”的老总还有不少,比如某老总手下的球员,有2000万的年薪,他能从中拿600万。
除此以外,有的俱乐部老总会百般装惨,跟球员诉苦:
“球队会被你们拖垮的,再这样下去球队可能要解散,一分钱你们都拿不到。”
只是,无论是愤怒还是诉苦,聪明的老总们都会限定在一个范围内——国内球员。
对于外援,他们就会换成另一副嘴脸。
中外有别
2020年9月,海港外援艾哈迈多夫租借加盟津门虎。半年后,球员离队并向FIFA上诉,裁决津门虎欠薪。
从委托律师上诉到最后拿回薪水,乌兹别克队长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。这些劳动报酬之外,还有数量可观的利息。
相反,2020年国内球员的薪水,直到2022年才慢慢偿还上。
前国脚肖智与队友发文讨薪
内外有别,欺软怕硬,这是中国欠薪俱乐部对内外援最合适的形容。
那么,究竟是谁纵容了这样的行为,一位业内人士说道直言:
“中国足协。”
以艾哈迈多夫的案件为例,他委托律师上诉FIFA。在实锤津门虎的欠薪后,国际足联就会下发纪律处罚文件到球队的邮箱。
10天内,如果俱乐部没有回复,没有提出相关的质疑,FIFA便视球队认可球员的上诉与仲裁结果,此处罚立即执行。
由于俱乐部忌惮于FIFA的引援限制,害怕逾期过久会产生更多的利息,便早早偿还薪水。
相反,国内球员的仲裁申请不构成国际因素,只能上诉中国足协。而上诉之后,球员往往要经过大约半年的等待,才有可能得到仲裁结果。
这是因为仲裁委员会的人员不过十余人,且多为兼职的律师、法官与高校教授。要想组成3人一起开庭审判,需要彼此对好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,委员会每周开庭的次数和裁定的案件结果很有限。
FIFA的高效与足协的缓慢形成了天然的对比。
而由于目前仲裁欠薪和自由身的球员过多,积压在足协的案件如山一般高。除了仲裁效率低下,更令球员挠头的是仲裁之后的执行问题。
足协有时害怕按规定执行会得罪过多的俱乐部,导致整个联赛崩塌。可是职业联赛搞了快30年,从没见过哪位老板离开,哪支球队退出,这个联赛就进行不下去了?
多余的担心导致在执行仲裁结果时往往投鼠忌器,经常能看见俱乐部一边欠薪一边却还在引援。冬窗夏窗,一个不落。
不少处罚掺杂了太多的人情世故,无意间纵容了“欠薪不还”的风气,让老板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给球员打白条,各种手段施压,修改合同减薪,逐步让“免费或低薪踢球”的想法合理化。
正如前申花门将李帅所言:“球员赚不属于自己身价的钱是球员的错吗?球员拿着合同去讨薪就是恬不知耻吗?在这个强调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的体系里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”
泡沫之后
足协站在俱乐部的角度想问题,自然有他们的缘由。与其说纵容俱乐部欠薪,不如说是为自己的政策买单。
在与一位中超老总的对话中,他谈到了欠薪遍地的原因。在老总看来,疫情的不可控和房地产政策占了四成,球员薪资过高大概两成,另外一个就是中性名政策。
原本的广告位,母公司最重视的推广项目没了。这对于自身造血能力孱弱的中超俱乐部来说,无异于剪断了输血管。
以国安的冠名费为例,金元时代,乐视开出了一赛季一个亿的金额。
其他中超队或许没有工体这么好的氛围和球市,但冠名费起码也是几千万的水准。这些可以直接变现的手段,却因为中性名的实行而被拦腰斩断。再加上疫情的缘故,让各家俱乐部的存续彻底变成了玄学问题,能不能活全看运气。
2021赛季开始前,冠军江苏队曾一度有希望活下去,却因为新老投资商的龃龉,以及相关方面的扯皮,最终走向死亡;另一面,早早濒临病危的津门虎却意外活了下来。
有人将中性名的一刀切归罪与已经落马的足协主席陈戌源,这虽然有些武断,但这位足坛掌舵人曾经的几番表态,无疑是激化了投资人与联赛之间的矛盾。当年,陈戌源当着全国球迷的面,言讲中超中甲中乙理应都是公益足球,公益联赛。
而以这样的思维去主导联赛走向,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最终,我们看到的是在陈戌源落马之前,前后共有35家职业俱乐部的墓碑——江苏队、重庆队、武汉队……
而足协方面想要用中性名带来的球迷归属感呢?一位看了泰达13年,常年跟随球队南征北战的球迷,在俱乐部改名津门虎后,已经2年多没看过比赛了。
这样的球迷,并非少数。
球迷的离开,关注度的下降,带来的是金主的抛弃。
从5年80亿,到10年110亿,再到如今3年2.4亿,转播权的价格如同房地产的暴雷,直坠谷底。从每年的7000万到2022年的800万,中超队可以拿到的分红越来越少。最终,足协这条大河也因此面临着断流的危机。
2月9日的媒体沟通会结束后,中超董事长刘军主动喊话媒体,有合适的赞助和资源,记得多给协会推荐推荐。
从昔日的红光满面,到如今的面黄肌瘦,这才不过3年光景。
对于这种乱局,一位中超老总质问:
“如果前几年让球队软着陆,更好地为金元时代的泡沫还债,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?”
金主远去,球队没钱,足协颜面扫地,最终的惩罚都落在了要不到钱的球员、教练和工作人员身上。
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坏消息。
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已于2023年1月1日实行,法案中增加了“体育仲裁”一章。原本投诉无门的情况,现在都有希望诉诸于法院了。
“以后如果俱乐部拒不接受处罚,法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。”张冰律师说道。“但像已经解散的球队,即使告赢了,又能拿什么主体去执行呢?”
徐泽鑫 | 西北望看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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